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樊良树撰写的《“邻避行动”：从对峙到融合》的评论文章在2016年9月1日出版发行的《学习时报》第二版上发表。

    “邻避行动”（not in my back yard，取其首字母组合NIMBY，音意结合翻译为“邻避”），是指为了兴建那些为社会所需要并能够给社会带来整体效益，而对周边居民产生不利影响的设施，如垃圾填埋场、精神病医院、监狱、化工厂、发电厂、焚烧厂等。周围的居民因为担心这些设施对其生存的环境带来诸多负面影响，产生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”的抵抗心理和抵触情绪，进而引发比较强烈的反抗行为，甚至演化为一定规模的集体行动。

    文章认为，从历史的角度看，诸如“邻避行动”这样“非阶层性有直接利益”的群体事件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作为较早迈入工业化门槛的国家，美国的“邻避行动”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兴起，经常导致选址僵局。在1980年到1987年间，美国共有81家废弃物处理场计划兴建。由于面临周边民众的强烈反对，最后仅有8座建成。

    在“邻避行动”中，民众质疑“谁把项目建在我家后院”“为什么决策过程把我摒除在外”。随着风险密度和复杂程度的增加，“风险的社会放大”突破临界状态，有时会让决策者不知所措。基于此，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决策者提出如下建议：

    一是集思广益，“制定基础广泛的参与过程”。 随着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，此前自上而下的“内部决策——公开宣布” 封闭决策模式受到挑战。为了化解压力，决策由过去的两方变成地方政府、项目建设方、民众三方。虽然同时间较短、更容易达成决议的两方决策相比，“制定基础广泛的参与过程”旷日持久，千头万绪，且有可能陷入劳而无功的局面。但通过这种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，确保民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，为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搭建平台，为大家都能接受的“最大公约数”的出现创造了可能。

    二是节约资源，循环利用，从源头上控制废弃物产生量。面对日益严重的废弃物难题，很有可能出现垃圾焚烧厂越建越多、缓不济急的困境。为了降低废弃物产生量，许多城市在商品生产阶段，鼓励生产厂家使用可以降解的材料，尽量减少可能成为污染源的物质；在商品出售阶段，鼓励消费者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商品；在废弃物回收阶段，通过堆肥、降解等方式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。多管齐下，控制废弃物产生量，连带降低了垃圾焚烧厂的新建数量。

    三是“环保回馈”，平衡项目所在地民众的风险和负担。如给予周边民众降低电价优惠，为周边小区提供免费处理垃圾服务、健身场馆、公共图书馆等。这样能大幅降低民众集体行动的凝聚力，改变民众对项目的观感，矫正项目的负面效应。但“环保回馈”有其适用范围，仅能作为一项辅助手段，对一些特定项目，如核燃料项目、核电厂、放射性废料处理厂等，由于民众对核辐射根深蒂固的集体恐惧，“环保回馈”效用甚微，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。

    四是未雨绸缪，提高项目运营精准度，最大程度降低负面效应。项目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，会给周边民众传达风险异常的强烈信号，相关技术与负面印象和随之而来的高频次媒体报道紧密相连，最终导致项目的“污名”。为了防止项目带来重大或不可逆的负面效果，项目运营方应防患于未然，精益求精，多措并举，既管理难以解决的不确定性，也使项目安全运营，做到无害化处理，有力熔铸项目与周边民众相安无事的局面。时间一长，民众不会将项目视为负面事物。有的项目甚至位居闹市之中或居民区附近。（沈磊撰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