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3月15日电改9号文正式颁布，在近两年的推进过程中，电改配套文件陆续下发，输配电价改革基本全国覆盖，电力交易机构相继组建，综合试点扩围。资深电改专家——北京能源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曾鸣教授认为，电改在一些关键环节上有明显进展，但也可能出现走偏情况，需要不断矫正。2017年，电改要在输配电价核定和市场建设方面有重点突破，要考虑不同市场之间的协调、配套，要真正建立电力市场。

    记者：您如何评价电改9号文以来的电力体制改革总体进展情况?

    曾鸣：电改9号文从2015年3月15号正式颁布以来，已将近两年时间，整体看来进展明显。尤其最近半年多，在电改一些关键环节上，已经有了明显推进。比如，输电价格改革基本全国推行，具体实施办法和配套文件都已经出台。输电价格是“管住中间”最关键的环节，我觉得这是最大进展。另外，由于现在的形势是供大于求，多数省的大用户直接交易规模越来越大，市场化推进也在进行。总体讲，电力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进展。但要注意的是，电改9号文及配套文件在不同地区、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可能会出现走偏的情况，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地进行矫正，这也是事实。

    记者：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已基本全覆盖，但最近有学者认为输配电价改革与市场化貌合神离，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已公布的云南、贵州、安徽输配电价标准差异很大，成本监审的科学性是否存在不足?

    曾鸣：输电价格在不同地区确实有一些差异，而且有的地方差异还比较大。这不应该归为是不是成本监审不规范，或者中间其他问题，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各省区之间差异比较大，不管是电网结构还是存量资产，不论未来新增资产还是现有及未来用户构成，以及发电方面构成，成本都不太一样，这就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差异，也是比较正常的。

    记者：2016年电力交易中心集中组建。很多人对交易中心采取股份制还是电网企业独资十分在意，但也有人认为关键不在于此，而在于其实际运行机制，您更认可哪种观点?

    曾鸣：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。在中国国情下，电力交易机构就是组织交易的一个平台。实际上，和股份制公司在本质上有所不同。因此，不必在独资或控股问题上投入太大精力，最主要还是看运行机制及监管机制。

    记者：据了解，有的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只是代理本企业直购交易，相当于其营销部职能，如何评价?售电公司营利模式上需要哪些突破?

    曾鸣：未来发电企业的售电公司有两种运行模式，一种是自己企业内部原营销部的功能扩展，帮助企业找用户，通过为用户服务占领市场，也就是为自己企业做售电服务。另外一种，是从发电公司独立出去，产权也比较独立，到市场上去竞争，参加公共交易平台上的竞价。这样的两种模式，都是应该存在的。

    记者：国家已公布了105个配电业务试点，但这些配电网试点目前没有明确的营利模式，您认为其前景如何?

    曾鸣：目前105个增量配网试点，确实尚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。根据中国情况，它们将来可能也是公用事业性质的配售电公司。除了投资者换了，其他的和国网南网的供电局在企业属性上基本相同。另一方面，利用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如能源互联网、智能电网技术，以及分布式、可再生能源技术，和市场的蓬勃发展，希望新增配售电公司按照综合能源服务商的目标来定位，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个性、能定制的各种服务，使得综合能效不断提高，能够促进清洁能源更有效更多利用。

    记者：按照市场规律，价格会有涨有跌。目前，各地电力体制改革清一色呈现“降电价”局面，您认为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?随着煤炭价格的高企，是否会出现涨的局面?

    曾鸣：如果市场机制运作，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肯定有涨有落。将来煤价高企，市场价格应该上涨。现在一味地“降电价”其原因是目前供大于求，按照经济学规律，当然是降电价。当然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。市场化改革还是要基于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，该涨就涨该降就降，电力市场也一样。既然我们要市场化，就要遵循市场机制来决定价格。

    记者：区域市场还是省级市场之争一直存在，京津冀电力市场本拟作为区域电力市场试点，结果无疾而终。区域市场是否还会成为路径之一?

    曾鸣：对于中国国情来说，区域电力市场肯定是一种市场模式，除了省级电力市场也要有区域电力市场。但由于各方利益之间的不协调因素，包括企业与用户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、能源管理部门之间等，造成区域市场比较困难。这正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，但解决起来需要时间。目前以省级电力市场为主也是中国国情，但从经济学理论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来看，区域市场也是要形成的。

    记者：有的地方陷入了部门争权，对电力体制改革造成很大影响，您认为争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如何才能“强化政府监管”?

    曾鸣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、政府之间的各个部门，由于职能、定位、目标不同，存在争权的问题。争权夺利问题阻碍市场发展，而且不太好协调。对电力体制改革来讲这确实是个问题，需要逐步来完善。中央政府要有权威，制定并落地有利的相关协调机制、运行模式，慢慢地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协调。只有这样，电力体制改革才能够往前推。

    记者：发用电计划放开颠覆了发电企业的赢利模式，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特征显著异于国外，能否真正实现发电企业在市场中验生死、求生存、谋发展?需要怎样的前提条件?

    曾鸣：首先，电力是一种特殊商品。发电环节可以进行市场竞争，现在已基本达成共识，但并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毫无限制地在市场中竞争，达不到完全由市场决定生死的程度。这点我们必须明确。第二，国有发电企业更有自身特殊性。在特定时候需要承担社会责任，这点很明确。与此相对应，在市场非常恶劣的情况下，政府也会给国有发电企业一些政策，该保还得保。这二者是对应的。

    记者：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，今年将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任务重点突破。您认为今年电力体制改革应该如何重点突破?

    曾鸣：今年电力体制改革重点突破有几个方面，一是输电价格，全国各省输电价格需按照国家下发的相关配套文件进行成本监审，核定输电价格。这项工作非常繁杂，而且各地区差异比较大，需要政府不断协调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不断协调，发电、电网和用户之间也需要协调。特别是很多搁浅成本问题，需要考虑进去。另外，未来如何发展，发展增量这块儿在输电价格里怎么考虑，这些都需要认真深入地研究各种影响因素。第二个重点突破，是真正建立电力市场。这两年来，大用户直购电比例越来越大，但是之后煤价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市场价格、市场供需关系也可能会发生变化。另外，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将来陆续都要进入市场，进入市场后该如何搭配，如何体现各自的价值，也就是各种辅助服务市场和主电能市场之间如何协调，需要在市场竞争中考虑。如果辅助服务市场迟迟不能与主电能市场相配套，将来电力市场化就没办法推。此外，现货市场与中长期市场之间的协调配合，也需要赶紧考虑。

    转自“能源研究俱乐部”，原文首发于《电力决策与舆情参考》2017第1期。